崇祯帝身旁的“陆秀夫”呢？

ＴＭＤ

对崇祯帝的最初印象，自然始于《碧血剑》，故宫后面的景山公园，我是不曾去过的。十年砍柴的这篇文章，倒可以讽世，不妨一阅。

原文如下：

历代亡国之君中，明代的崇祯帝死得最凄凉。1644年农历甲申年三月，闯王李自成的大军攻破北京，三十五岁的崇祯皇帝让太监敲响紧急状态下召集官兵勤王的大钟。可平时那些在朝廷上慷慨激昂的大臣么，无一人出现，早就作鸟兽散了。只有太监王承恩陪在旁边。真正成了孤家寡人吊死在紫禁城北面煤山一棵槐树上。


《明史.庄烈帝本纪》记载着崇祯帝自杀前所写的遗诏：“朕凉德藐躬，上干天咎，然皆诸臣误朕。朕死无面目见祖宗，自去冠冕，以发覆面。任贼分裂，无伤百姓一人。”临死前依然说“诸臣误朕”一则反映崇祯帝刚愎自用的性格，也反映了他失望之际的心情：你们这些大臣们，世受国恩，最需要你们的时候一个人也见不着，白养你们了！
我们看看历史记载崇祯帝自杀前那几天惊慌失措，犹如一头困于笼牢中的野兽。三月十七日，李自成已经将北京城围成铁桶一样，崇祯帝还在御案上写了一句话“文臣个个可杀”，密示近侍。尽管随即抹去了，但可见此时君臣已同水火，相互不信任到何种地步。这种情形下，很难指望有大臣和他一起殉国。


十八日外城陷落，他问太监去为什么没有京营兵护驾，太监回答说：“皇爷安得有兵？京营兵皆散，今惟有劝皇爷走耳。”走投无路的崇祯召新乐侯刘文炳等带家丁前来护驾。刘的回答是：“臣等何敢私蓄家丁，所有家人，岂能当贼？”刘文炳说的是实情，明朝从洪武帝开始，对大臣监控甚严，大臣如果自己训练家丁，那就有私练武装的嫌疑，可能危及江山，是大罪，而一些毫无训练的家仆不可能有什么战斗力。此时崇祯尝到了祖宗之法结下的苦果。

当日崇祯将长平公主的胳膊砍断，叹息道：“汝奈何生我家？”命令太子化妆逃到民间。他自己也趁黑微服到朝阳门，要出门，守门的不放行，说天亮再说。——这也是规矩，但此时李闯大军在外，稍微有点良心的人不会拘泥于成法，无论是城中哪一个达官贵人，能放出一个就可能救活一人，但此时守门的已生了异心，他们再为李闯守门不让人逃命，好日后邀功。崇祯扈从想去夺门而出，守门的反而也大炮回击。他命令人去叫负责守朝阳门的朱纯臣来开门，可朱府看门的人说老爷赴宴未归。——此时哪能有闲心去赴宴，分明是托辞。走安定门，门闸太坚固，打不开。太子叩嘉定门想外逃，守门的官员周奎自顾自睡觉，兵士不理睬太子。

一个皇帝连自己都城的门都打不开，这说明几乎所有基层办事人员都知道大明将亡，纷纷为自己找后路了，崇祯除了投降，绝无生路了。

李闯进城后，有大学士范景文，户部尚书倪元璐、左都御史以及一些公侯、驸马自杀。这些人算是大明的忠臣，但他们不降于贼是报朝廷之恩，未必报崇祯个人之恩。而投降的更多，大学士李建泰以下，包括兵部尚书、户部侍郎、工部侍郎等众多高级官员。明代文秉在《烈皇小识》中列了个长长的名单，共132人。文秉还特意点了几个关键的投降者的所为：

　“逆闯入都，首先劝进者，陈演（内阁首辅）、朱纯臣（就是以赴宴赴宴搪塞崇祯不开朝阳门让皇帝逃生的那位）；向贼叩头求用，指斥先帝为无道者，魏藻德也（内阁首辅）；从狱中出而为贼策下江南者，张若麒也；其颂贼为救民水火，神武不杀者，梁兆阳也；代贼焚毁太庙神主者，杨观光也；大负先帝委任，终以拷掠死者，李国桢也；先帝求金不应，东宫出亡不纳，终赍盗粮，尽为贼有，负君辱国，贻恨千古者，周奎也。”除了这些大臣，还有崇祯很器重的收成太监守城太监，后开门投降的曹化淳等。

崇祯尸体被李闯军队发现后，停灵数天，《烈皇小识》载这些已投降的旧臣对先帝尸体的表现，“诸臣哭拜者三十人，拜而不哭者六十人，余皆睥睨过之。”——斜着眼睛瞟一眼就过去了，人情如此之薄！

清代定鼎中原后，追赠崇祯的谥号为“庄烈帝”，帝王死于宫外者为“庄”，而自杀很符合“烈”字。崇祯皇帝既不像汉献帝那样懦弱，也不像隋炀帝那样残暴，也不是南唐李后主、宋徽宗那样醉心于诗词书画而荒了国政的皇帝，而是一个很敬业、破颇思进取、一直想匡正爷爷万历、哥哥熹宗执政时的过失。因此崇祯的死更具有悲剧意义，比其他亡国之君博得了更多的同情。

明朝养士三百年，最后大敌当前，这些食朝廷俸禄的人很多都这个样子，当然可以说这些人无耻、软弱。可他们天生就这样无耻么？同样是读书人，宋末士大夫表现出宁为玉碎、不为瓦全的气度足让明朝士人汗颜。同样读孔孟书，为什么差别这么大呢？我们要比较一下宋、明两代“养士”的差别。

宋代最后一个皇帝赵昺和崇祯帝相比，同样是自杀，却完全是另外一番景象，不是凄凉而是悲壮。大明和李自成军事力量的对比，远不如南宋和蒙元军事力量对比那样悬殊。蒙元是在扫平欧亚大陆，剪灭金、西夏，降服吐蕃、大理之后，包抄了疆土狭小的南宋。以武力最鼎盛时的蒙元来攻击弱小的宋，就如今日超级大国美国进攻伊拉克一样，胜负早定。即使这样，南宋独自抗击了蒙元几十年，直到1279年，宋朝君臣退守南海边的崖山。蒙元水师逼近，宋军在张世杰的指挥下，打了一场惨烈无比的“崖山保卫战”，因力量过于悬殊而失败。丞相陆秀夫背着8岁的小皇帝滔海自杀，。史载：“后宫诸臣，从死者众”。“越七日，尸浮海上者十万余人”。大战中和帝室失散的张世杰直到少帝已死，领着船队再度出海，航至海陵岛一带海面时遇飓风溺死海中。

张世杰、陆秀夫和在北京就义的文天祥被后人称为“宋末三杰”。而为大宋殉葬的士人远不止这三人，蒙古兵攻陷潭州（今长沙）时，岳麓书院几百个儒生全部战死。

而明代呢？皇帝自杀时，身边连半个陆秀夫都找不到。清兵南下时，投降的大臣一个接一个，前赴后继。江南一些缙绅起兵主要是以复社文人做领导，他们大多是不受重用或闲呆在家中的在野知识分子，如陈子龙，夏允彝夏完淳父子。如唐世桢，一个没有功名的读书人，清兵下江南后，跟随唐王抗清，最后被清廷杖死。《研堂见闻杂录》感慨：“忠臣烈士，不出于缙绅，而出于一青衿弟子，不出于食禄大臣，而出于偏藩几日之薄官，其为明朝结三百年之报，惟公一人矣。”而东南文人领袖钱谦益，口口声声要殉国。待到国亡时，小老婆柳如是劝他投河已成大节，钱说水太凉了，以后再说。他最终还是投降了满清，没当成陆秀夫。连后来的清代皇帝也瞧不起这些投降的大臣，说汉族文人太柔弱，让他们入了《贰臣传》。

明末文人无耻者、贪生怕死者众多，而整个大明，提倡理学有时不遗余力的。读书人从小接受的是做忠臣孝子的名教教育。在旌表贞烈之士上，明代的皇帝花的功夫最多。可是他们培养出许多洪承畴和钱谦益。

明代的教育为什么失败？关键是统治者并没有尊重文人，他们没有真正把文人当成有独立意识的人来对待，而是当成奴才来处置。明廷所要培养读书人的忠，乃是忠于一家一姓、带有奴性的忠，而非爱社稷、护百姓的大忠。（对比当今，叹哉！）

可以说，从开国皇帝朱元璋开始，除了其间有孝文帝、仁宗、宣宗几个对文人不错的皇帝外，大多数皇帝和文人的关系是非常紧张的。朱元璋几乎是有意识地、有计划地改造文人，让文人的自尊扫地，气节不存。他动不动就打大臣的屁股，他赋予太学以下各类官学的管理人员有任意侮辱读书人人格的权力。到了他的儿子朱棣，更是变本加厉，灭忠于建文帝的方孝孺十族。 （历史曾经重演过。季羡林老先生说：“古人云，士可杀不可辱，而文化大革命则证明了士可杀亦可辱。）

方孝孺的灭族实则向天下的知识层昭示一个道理：不要忠于道统和原则，而是要忠于最终的胜利者。（为官从政者都听好了，都记住了！）

但中国的文人和老百姓一样，是给点阳光就灿烂的人，政策稍微宽松就感恩戴德了。明初朱元璋父子用侮辱人格的方式来对待士人。经过仁宗、宣宗等相对仁厚的皇帝执政，士人的正气也渐渐地又被培植起来，打屁股不再是耻辱，因为直谏而被杖，倒是一件足以自傲的荣誉。孟森先生说：“至明之廷杖虽酷，然正人被杖，天下以为至荣，终身倾慕，此犹太祖以来，与臣下争意气不与臣下争是非所养成之美俗。”（《明史讲义》）

真正对士气产生根本性摧残的事情是明中叶以后两件大事：嘉靖朝严嵩当权杀直谏大臣，天启朝魏忠贤当权杀东林党人。此后虽有复社上接东林、匡正士风的努力，但一切来得太晚，真正能显达的总是那些无耻的文人，明朝士林演化成严重的逆淘汰生态。

先说严嵩杀谏臣。严嵩父子当权时，杨继盛上书劾严嵩“十大罪”，被定为死罪，行刑的那天，围观民众皆流泪为之送行。高阳为此评论道：“明朝杀谏臣，自此而始；反激排荡，致使言路趋于偏激，由意气而戾气，国忘始息。说严嵩是明朝第一罪臣，亦不为过。然而此养奸纯出于世宗的姑息，世有亡国之君，乃有亡国之臣，于此又得一明证。”

魏忠贤诛杀东林党人是明史上对士大夫最大的一次围剿，为首的是魏公公，但依附他而报私仇的文臣也不少，东林党人在政治斗争的技术层面几乎是不合格的，纯粹靠一股浩然正气支撑，而阉党控制了皇帝，又掌握了能随便把人处死的东厂和锦衣卫。东林党诸君子被拷掠的惨状，可说是空前绝后。东林党被灭后，士大夫正气几乎荡然无存。死在北镇抚司狱的东林党人之一黄尊素的儿子，就是那位明末有名的思想家黄宗羲，对君权提出质疑，对一家一姓的王朝不复有父辈的愚忠，他们对异族入侵、文化毁灭感到痛心，但对朱家皇朝的完蛋并不痛惜。这不能说没有父辈遭遇带给他的教训。

这样有计划既“杀儒”又“辱儒”的王朝，哪怕把理学的地位抬得再高，让读书人念再多的孔孟圣贤之说，也只能培养一大批善于讲假话、作秀的文人。一个国家到了知识层无耻的地步，那就没救了，最后只能是“桃花扇底送南朝”，读书人的气节不如妓女。  （又是一段讽世之论，文革至今，这样的文人还少见吗?）
而宋代和明代相比，则是相当尊重文人的。陈寅恪说：“欧阳永叔少学韩昌黎之文，晚撰五代史记，作义儿冯道诸传，贬斥势利，尊崇气节，遂一匡五代之浇漓，返之淳正。故天水一朝之文化，竟为我民族遗留之瑰宝，孰谓空文于治道学术无裨益耶？”宋代的开国皇帝赵匡胤和明代的开国皇帝朱元璋正相反，朱元璋是想方设法来打击文人的气节，而赵匡胤则是想方设法来赢得文人的心，甚至给后世继位者立下具有宪法权威性的遗诏，规定不能以言论来杀文人。宋代养士三百多年，尽管王朝武力一直很弱，但文人多半能和朝廷同心同德，共撑危局。


再说崇祯皇帝的个人原因。

崇祯接手的是一个病入膏肓、危机四伏的王朝，对于这样一个几乎是绝症的“病人”，首先是应该慢慢地调养，先维持生命，再如抽丝般一点点减轻病情，或许大明帝国还能延续一些年的生命，可感觉到时我不待的崇祯，想用霹雳手段救帝国于沉疴之中，反而欲速而不达，加速了王朝的灭亡。

崇祯的性格和清朝的雍正颇相似，勤于政事而人不够通达，对臣下过于苛刻。如果崇祯和雍正一样，继承的江山是康熙那样留下来的全盛帝国，他未必不是一个有为之君。一个身体健壮装抵抗力强时，对体内一些毛病可以放手去治甚至下猛药也无妨，而对奄奄一息的人救治方案得格外谨慎。崇祯面临的不是雍正那样没有根本危机的帝国，也采取和后来雍正一样的刚猛之法，是他执政的失误。

一位号锁绿山人的明朝遗民在《明亡述略》中评价崇祯，“庄烈帝勇于求治，自异此前亡国之君。然承神宗、熹宗之失德，又好自用，无知人之识。君子修身齐家，宜防好恶之癖，而况平天下乎？虽当时无流贼之蹂躏海内，而明之亡也决矣。”这番话很有道理。崇祯刚即位能清除阉党，很有一番励精图治的样子，天下人对他寄予中兴大明的厚望。可到后来觉得外臣不可用，又重用太监，如开门投敌的曹化淳。经过他父亲、哥哥的那些年折腾，有能力而又正派的文臣剩不下多少，又因为他的刚愎、多疑搞掉不少，如文震孟去职，袁宗焕被冤杀，卢象升孤立无援战死疆场，重用的都是温体仁、杨嗣昌这类治国御敌没本事、搞权争却手段高明的大臣。远因和近因交杂在一起，明亡则是再正常不过的事情。


孟子说过：“域民不以封疆之界”，宋代的皇帝即使逃离到海上，还有那么多人跟随保卫。而明代李自成陷北京时，大半河山还姓朱，可皇帝身边只剩下个太监了。崇祯帝自杀时身旁没有陆秀夫，这是他的那些老祖宗造的孽，是朱元璋等人让文人变成奴才的报应。——反正作了奴才，那就做三姓家奴吧。主子姓朱还是姓李甚至姓爱新觉罗有什么区别呢？

sunkeai

怎么不是Ｈ文　让人失望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