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对话揭示了中国增长模式的本质！

丁丁

贝乐斯 Think Analyze Invest
贝乐斯 Think Analyze Invest
1小时前（修改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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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ichael Pettis教授认为，中国的增长模式并不特殊，而是遵循了美国，日本，德国，苏联，拉丁美洲等国家曾经的高储蓄/高投资发展模式。中国特殊的地方是把这个增长模式运用到了极致，并把这个模式内在的不平衡推到了极端。

一个发展中国家，百废待兴，需要投资的地方很多，但是投资需要储蓄。如果不能大量进口投资，则需要国内的储蓄。与大多数人的直觉不同，中国，日本，德国的老百姓并不是文化上天生就偏爱储蓄，不爱花钱。发展中国家的高投资由高储蓄支持，但是高储蓄并不是由居民完成的，而是通过收入分配来完成。在增长模式中，居民占GDP的比例被特意压低了，政府和企业获得了更大部分。居民挣得少，大部分花掉，因此储蓄并不多。居民中只有富人挣得多，花的相对少，储蓄比例最高。企业的收入大部分用于储蓄。政府的收入大部分用于储蓄。所以这个模式是政府和企业帮助经济储蓄，然后用于投资，以压低居民收入的方式维持高储蓄/高投资。这个模式的关键是政府控制银行系统，把储蓄变成投资，集中力量办大事。

在高速增长的初期，机会遍地都是，投资效率极高，回报很好，经济健康发展。虽然居民占GDP的份额小，但是由于整个经济在快速增长，蛋糕在变大，居民的收入也是增长的，经济良性循环。但是，到了一定阶段，投资效率下降，回报变低，居民消费无法支撑如此高强度的投资。经济模式需要转换，从投资驱动逐渐转向消费，提高居民在GDP中的占比。但是，由于之前高速发展时期的成功，产生了大量强有力的利益集团，不愿意分蛋糕给居民，让自己的部分缩水，因此这个转型无法实现。这个阶段的标志就是债务占GDP的比例急剧上升，说明资本的边际效应逐渐下降，更多的负债，只能换来更少的增长。到了这个增长模式的末期，由于居民收入无法提升，债务杠杆加到极限，最后不得不主动或被动去杠杆，增长停滞。无论是巴西，日本，苏联，都是走的类似的道路。

中国的问题不是居民内部的收入不平等，贫富分化，而是居民和政府，尤其是居民和地方政府之间的收入不平等。地方政府需要把收入转移给居民，进行再分配，才可能解决问题。但是，这是一个极难的，根本性，结构性变革，阻力极大，几乎不可能实现。在经济发展早期，百废待兴，经济增长目标明确，政府主导投资的效率非常高，甚至高于私人部门。但是，当经济发展到了一定阶段，增长目标不再清晰明确，变得更加复杂，这就需要市场，需要私人部门进行投资试错，而不是仍然由政府主导。经济增长的潜力取决于经济中市场机构高效投资的能力，是自下而上的，而不是自上而下的政府主导。

经济增长模式遇到瓶颈，需要结构性改革，过去的经验表明，长痛不如短痛，拖着不改，最终就变成了慢性病，比如日本的例子。中国目前的房地产泡沫巨大。在天量的泡沫中，产生了天量的虚幻财富，给人以不切实际的虚构的富有感觉。这种幻觉，推动了经济的虚假繁荣。当泡沫破裂，幻觉消失，人们不得不面对现实，节衣缩食。由于一个人的消费就是另一个人的收入，这种痛苦的改变，足以造成经济的衰退。

过去，中国从全球化中获益巨大。中国与日本德国等国，大量贸易顺差的本质是国内储蓄超过消费，居民消费占GDP比例过低，只能出口剩余的储蓄。目前只有两种方式吸收这些出口的剩余储蓄：如美国这样的盎格鲁萨克森国家，维持大量贸易逆差，但接受大量投资；另外一种方式就是靠中国日本德国等国，降低顺差，降低居民收入，从而降低剩余储蓄。在去全球化过程中，美国等国，会关闭资本账户流入，不再接受外部的剩余储蓄。与此同时，顺差国的顺差也会腰斩，收入下降。

全球化的问题是海外竞争压低工资，造成逆差国巨大的贫富分化，社会不平等，广泛的反抗，最终反噬，物极必反，去全球化开始。川普就代表了这种真实的潮流。未来，这种趋势还将继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