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一段时间，感慨于很多事情，一直很想写一篇关于互联网信息失序（information disorder）的文。但实际上，目前我们所处的信息生态已无法用学术性的“失序”所描述，更准确的说法应该是“污染”。“失序”或还带着些许系统失准、机能失调的意味，“污染”则大多渗透着操纵，有着相当程度的主观恶意。早在100年前李普曼（Walter Lippmann）就指出，人由于行动力受限而高度依赖信息环境来观察社会、做出判断、形成世界观。因此，一个基本健康的信息生态对于一个基本健康的社会生态来说，是至关重要的。这是我写这篇东西的初衷。
需要强调的是，在我们所经历过的历史中，信息污染从来都是强权进行社会控制的一种实践形式——甚至是最重要的一种形式。我们都对纳粹宣传家戈培尔（Paul Joseph Goebbels）的名言“谎言重复千遍即为真理”耳熟能详，也大致了解斯大林治下的苏联大众媒体运作的方式。很多现代信息操纵的手段，就是以上述机制为典范，不断与时俱进、推陈出新的结果。但我们今天所面对的局面要比80年前更加复杂，最显著的一点就是信息传播的技术架构的智能化和精细化。技术进步“本应”为大众赋权，但实际上却为更加高级和隐晦的信息操纵提供了便利。这是无论学界做多少平台批判和治理研究都无法否认的现实：互联网更多地成为了控制的工具，而不是解放的通道。
这篇小文无意就技术在现代社会中扮演的角色展开深入辨析——这将是一项浩大的认识论工程。但我想，就信息污染的种种“表象”做一描述，从最朴素的逻辑出发推断其成因，还是十分必要的。一方面，了解基本准确的社会事实、拥有基本健康的信息环境应当是一项人权，无论一个人生活在怎样的社会条件下，这一点都是必需。另一方面，抛开一切社会的、文化的、政治的前提不谈，谎言终究是一个糟糕的东西，对大众说谎更是糟糕透顶，没有诚实的新闻就没有诚实的人民，这一点恐怕没有什么人会反对。
本文完全没有什么学术性，只是我本人作为一个互联网用户和普通观察者的一些粗率的总结。我尝试从自己的经验出发，将互联网信息污染的5种主要的表现形式——打信息差、利用大众情绪、去语境化、逻辑谬误、符号操纵——做一描述，并尝试在被允许的范围内探讨其成因。这篇文章的目的则很单纯：让尽可能多的人在“与谎言共舞”的情况下仍能保持一丝审慎，努力为自己和身边的人创造相对健康的“小生态”。
打信息差是信息操纵最常见的一种手段。所谓信息差，就是信息传播和接受双方由于权力、知识、技术等方面的资源掌握的差异而导致的信息掌握时效与质量之间的差异。
我们平日常见的信息差大致有两种：一是由信息垄断所导致的，即有些部门或个人因接近权威信息源，或本身就是权威信息源，因而更早、更全面地掌握某些信息；二是由于众所周知的技术原因，“外网”和“内网”天然形成了信息差，这使得很多信息在“由外而内”传播的时候必然会有延迟、被过滤，甚至被改写的情况。
严格地说，打信息差是一种“合规”的操作，没有必要一棍子打死。在任何社会，都不可能实现信息接近权的完全平等。对于很多权威部门来说，选择何时发布信息、发布何种程度的信息，也有着超出传播范畴的现实考量。因此，我们对于打信息差这种行为的理解，要做具体的分析：有没有欺骗的动机和事实，以及是否压制来自其他信源的信息传播。
前苏联的审查制度就以消除“异质性”信源为重要操作，来自苏联以外的信息，无论是通过书籍、报刊还是广播电视在苏联内的传播，通常要经过至少5个部门的检查。苏联出版总局在1938年时就已拥有15个处，其中有两个处，分别负责“事前检查”和“事后检查”，总计拥有500余个专职检察官。信息检查的本质，就在于制造信息差：越是权威部门和个人所掌握的信息，无论数量还是质量，总是比普通人要高得多，因为其所经过的过滤更少。
一个很有趣的现象是，无论在纳粹德国还是前苏联，新闻编译都是一项很受重视的媒体业务，宣传部门特别在意对外语人才的吸纳。由于大多数人都很难具有精通两种以上语言的能力，因此新闻编译就成为一种可控性极强的信息差结构。一位美国记者在1940年2月的日记里记录了一个故事：一位德国飞行员的母亲在本地德语广播中听到了自己的儿子已经战亡的信息，但是几天之后英国广播公司（BBC）公布的德国战俘名单中却出现了她儿子的名字，于是几位听了BBC报道的好心的朋友和熟人告诉了这位母亲这一“好消息”，但这位母亲完全不相信，并向警察告发了这些朋友，导致其全部被捕。
公然说谎并不十分常见，更多情况下我们看到的是权威力量对“不利信息”的压制。比如，1940年11月11日，罗斯福著名的停战日演说在整个德国被严禁播放；但与此同时，希特勒的狂热演讲却被美国媒体广泛报道。当时很多观察者将这一局面视为“民主的弱点”。
在信息差结构中，必然存在“信息高地”和“信息洼地”，信息总是从高地流向洼地的。当洼地的信息形成了一个相对固化的小生态，它就会不断培育这里的人的认知和行为。这些认知和行为在其所处的“小生态”中，是完全合理的。由于信息操纵的巨大成功，最后我们往往惊讶地看到，操纵者本身也陷入了自己编织的“小生态”，认为所有一切就是真的。我们在戈培尔的日记中读到，即使已经到了1945年的3月，纳粹政权气息奄奄，这位宣传大师仍然坚持认为“不能让公众知道西线战况……纳粹统治不可动摇是大局”。而多少被蒙在鼓里的人就在那段时间被“大局”牺牲。
在现有信息传播结构无法改变的情况下，我们实在没有很好的方法消除信息差。我们所能做的只是让自己尽可能保持警醒。我感觉有几个方法是有效的：第一，最好能较为熟练地掌握一门外语，让自己拥有直接阅读一手外语信息的基本能力；第二，对于在信息洼地接触到的各种二手的信息，要去尽可能地追溯一下最初的信源，看看人家最开始是怎么说的；第三，对全球媒体的公信力有一个基本的了解，大报可能有时会出错，但是小报永远是小报，要知道哪怕是外媒编译，以《泰晤士报》为对象还是以《每日邮报》为对象，其信息质量也是大相径庭的。
2、利用大众情绪
利用大众情绪，其实不是信息操纵的直接手段，而是一种一般性的指导原则。历史经验告诉我们，信息操纵最成功的时机，一定是那些不实的、扭曲的甚至虚假的信息能够迎合某些流行的大众情绪的时候。其中，狂热民族主义、民粹主义和仇恨情绪是信息操纵最佳的培养皿。
历史学家杰弗里·赫夫（Jeffrey Herf）在其《德意志公敌》中指出：纳粹德国宣传机器的启动，与其早期成功的反犹宣传关系密切，在某种程度上流行的反犹情绪成为后来的社会动员和战争宣传的催化剂。1935年，去德国旅行的外国人可以在慕尼黑等大城市的街头看到公开的标语：谁去犹太商店买东西，谁就是人民的叛徒。由于民间酝酿着的反犹主义情绪，这种煽动几乎起到“一触即发”的作用，带来了巨大的“收益”。赫夫的研究甚至发现，在纳粹后来的战争宣传中，犹太人的力量几乎被神秘化：世界大战是一场“旨在反抗国际犹太势力的正义战争”；罗斯福、丘吉尔、斯大林等大国领导人都是被犹太幕后力量操纵的傀儡；犹太人是一个拥有严密全球组织的决定性的政治势力……书中说：“极权主义直接用简陋的抽象替换了那些直接关于暴力犯罪的简单明了的名词和发自肺腑的动词。”
利用大众情绪在操作上的要点，就是将复杂的关系体系二元化，并且人为指定“敌人”。最善于信息操纵的宣传大师，可能于媒体实践层面是笨拙的，但他们一定十分善于捕捉流行的社会情绪和大众心理，并且能用简单直白的二元对立结构捕获人心。我们不妨想一想2020年新冠疫情刚刚爆发时，美国前总统特朗普（Donald Trump）的行政分支在不同场合关于“武汉病毒”的话语操纵，以及这种操纵给亚裔美国人带来的直接、间接的安全威胁。在这个月的大选中，具有威权倾向的匈牙利现总理欧尔班又一次领导民粹主义政党青民盟获得胜利，他在全国电视报道的胜选演说中明确cue了自己指明的三个“敌人”：布鲁塞尔的官僚体系（意指欧盟）、匈牙利左派（国内政敌）、弗拉基米尔·泽连斯基（表达对其批评自己的不满）。选民为之狂热欢呼。
因此，在日常信息生活之中，我们要特别注意那种将复杂问题简单化的信息操纵。比如，对于公共健康问题的防治，理应是一个依据科学原则的、不断调适的决策机制，这一机制一旦被简单化为“XX派”和“XX派”的“对决”，它所释放的力量一定是具有高度破坏性的，因为这种宣传只是在迎合并放大流行情绪，而没有带来准确的、高质的信息增量。
由于互联网信息传播浅层化甚至浅薄化的特点，我们所处的信息环境已经习惯于将复杂的事物简单化，甚至武器化。一句“买办”，在日常信息传播中涵盖了多少我们不具备专业知识去解释、却又有着强烈的情绪指向的事物。这种看似荒诞的做法，却给我们带来强烈的心理安全感，仿佛这个词的存在，以及它所拥有的历史，就是为了印证我们的情绪的正当性。但历史告诉我们，词汇操纵其实一直都是信息操纵者屡试不爽的技巧。
1929年，斯大林发动“去富农化”运动，作为自己倡导的农业集体化的一个必要步骤。为了让这一运动合情合理，苏联的宣传机器从当年的11月7日开动，斯大林本人在这一天的《真理报》上发表文章《大转变的一年》。然而仅仅在4年前，《真理报》还刊发过经斯大林全力支持的布哈林的文章，号召全国农民“致富吧，增加你们的财产，不要担心它们会被人从你们那儿拿走”。从1929年到1933年，宣传机器为富农贴上了各种标签，包括“破坏者”、“人民公敌”、“地主阶级买办”，在农村地区策动贫农对其开展“人民战争”。历史学家奥托·波尔（Otto Pohl）的统计显示，在这4年多的时间里总共有53万-60万富农非正常死亡。然而在公开的宣传中，斯大林从来没有明确界定过什么样的农民算是“富农”。而丘吉尔的回忆录记载，斯大林倒是对外国记者十分坦率，明白地表示“不愿意加入集体农庄的人就是富农”。当然，由于信息差的存在，苏联的老百姓是看不到这些内容的。
贴标签并不一定是“污名化”，但是哪怕是“美名化”，其实也是一种信息污染。1932年时，纳粹为了赢得女性选票，进行了大规模的美化德国妇女的宣传，德国妇女被塑造为女性美德、家庭伦理和基督教价值观的捍卫者。这当然不是希特勒的本意，但他乐于制造这样一种信息环境，让女性选民感受到前所未有的重视。这里多说一句：在与性别相关的信息流中，如果对女性进行大规模美化的依据是“传统美德”一类的东西，那么我们多半应当保持警惕。
让每一个人压制自己的情绪是不现实的，因此信息操纵者对大众情绪进行利用也就难以避免。但即便如此，我们也还是可以做一些事情。首先就是要时刻认识到很多社会问题的复杂性，以及解决这些复杂的社会问题的手段的复杂性。无论是一场运动还是一种政策，往往牵动大量的社会部门和利益相关者，是绝不可能用一种非黑即白的框架去充分解释的。尊重事物的复杂性，同时也就认识到了自己知识结构的有限性，这会让我们在面对狂热舆论的时候保持冷静。
另外，就是提升自己的情绪管理水平。人之所以是人，有一个区别于动物的本质特征，那就是有能力超越心理本能，用更高层次的思维——理智——来实现对本我的抑制。请注意，这不是在主张自我压抑，而是强调人应当具有基本的社会性，否则人类社会立刻就会崩溃。没有人愿意承认自己是容易被操纵的，但历史总是教我们不要那样盲目自信。
3、去语境化
语境（context）是语言表达和信息传播中非常重要的概念。什么是语境？简单来说，就是“上下文”。严格地说，一条信息的明确意义，是一定要放在上下文中才能被解读的。剥离一条信息的语境，往往会制造歧义，因而也就给信息操纵者上下其手的空间。
举一个简单的例子：“小明在张先生的葬礼上哈哈大笑。”这就是一条典型的去语境化的信息。如果这是一条微博，估计很多人都会觉得小明是一个冷血残忍的家伙，怎么能在人家的葬礼上大笑呢？什么仇什么怨？但是，如果我们为这条信息赋予一个语境，情况可能就截然不同了：张先生生前是一位著名的喜剧表演艺术家，他的遗嘱是拥有一个欢乐的葬礼，很多同为喜剧表演艺术家的同行在张先生的葬礼上用讲笑话的方式来纪念他，而小明就是现场的一位观众。这样一来，此前的那条信息所传达的意义是不是有了根本的改变？
在理论上，所有的信息都有自己的语境，信息操纵者则力图尽最大可能为自己的传播对象提供尽可能有限的语境，甚至完全剥离语境，从而直接刺激对方的情绪、唤起自己期望的反应。这种去语境化的信息传播，在过去两年多的时间里可谓无处不见，是信息污染最大的敌人之一。
比如，最近几个月一个流传甚广的关于新冠后遗症迷思（myth），最初就来源于一家美国小报的报道。今年1月13日，《纽约邮报》刊发新闻，标题是《一男子称自己的丁丁缩短了1.5英寸，专家表示“新冠丁丁”真的会发生》。这条报道因为标题十分“吸引人”而迅速被各大社交媒体转发，中文社交媒体也不例外。在报道中，接受采访的医学专家明确表示“这种情况是十分罕见的”；但仅阅读标题的话，读者只会看到“真的会发生”。严格地说，“罕见”也就意味着有发生的可能性，无论这种可能性多么微小；但是说一种情况“真的会发生”还是“十分罕见”，传递的意义显然不同。这就是很多不入流的媒体典型的去语境化操作。这则迷思广泛传播后，大量严肃的科研人员和防控人员不得不以极大的精力去破除这样的“不实信息”。但影响已经造成且无法挽回。
互联网环境让信息的去语境化变得更加自然。出于对效能的追求，几乎所有平台都鼓励短小精悍、有爆发力的内容。但我们仍然能够在历史中找到这类操作的典范。1940年8月，英国轰炸机首次在柏林炸死了德国人。很快，戈培尔就命令德国报纸声讨英国飞机“攻击手无寸铁的柏林妇孺的野蛮暴行”，类似的新闻标题铺天盖地。但没有一家报纸在标题或报道中提供空袭的背景信息，德国老百姓更不会知道德军空袭伦敦制造的伤亡要惨烈数十倍。在纳粹宣传中，德国反而是战争受害者。而勇于揭露戈培尔行径的知识分子（比如作家托马斯·曼），则被没收财产、剥夺国籍，甚至被秘密抓捕。
我们在过去几年明确感觉到网络信息环境的极化，这就是去语境化的总体表现。人在什么情况下会变得极端？在TA无法掌握完整信息的时候。由于大量语境信息被剥夺，因此阴谋论盛行。
比如今年3月，一家连媒体都算不上的英国反疫苗网站The Expose宣称“新冠病毒含有与莫德纳公司在疫情开始前三年获得专利的序列相匹配的一小段DNA”。这样一条充满暗示性的信息被多国媒体（尤其是英国小报《每日邮报》）转载后演变成著名的“新冠病毒由摩德纳制造”的阴谋论，并在相当长的时间内占据热搜榜首。经溯源可知，这则信息最早源于一篇发表在期刊《病毒学前沿》（Frontiers in Virology）上的论文，文中提到在新冠病毒furin酶切位点发现了刺突蛋白的基因匹配，这段匹配的基因序列与莫德纳公司一项为癌症研究申请的专利一致；但文章同时也明确指出，新冠病毒自然合成有关的序列只有三万亿分之一的几率。但是，绝大部分读者是没有机会了解这样的语境的，阴谋论历来跑得比辟谣信息快得多，阴谋论爱好者如蝇逐臭。
面对高度去语境化的信息生态，我们只有一个办法，那就是勤动手、别犯懒。傅斯年主张历史研究“上穷碧落下黄泉，动手动脚找东西”，同样适用于信息分辨工作。通过自己积极、主动的信息检索，尽可能把被剥夺的语境信息补全。如果有可能的话，也要去思考一下操纵信息的人为什么选择剥夺这一部分语境，这样做会给其带来什么好处。搞清楚动机，对于分辨事实来说十分重要。
4、逻辑谬误
信息是由表述构成的，而一旦表述存在不同的部分或层次，就必然会涉及到这些部分或层次间的逻辑关系。于是，另一种信息操纵的模式就出现了：人为制造逻辑谬误。
我们遇到的最常见的逻辑谬误，是强行制造因果关系，或者将原本是“相关性”的关系界定为因果关系。数据新闻专家Clara Guibourg曾经举过一个很有趣的例子：下图展示的是“IE浏览器市场份额”和“美国谋杀率”之间的“关系”。从常识出发即可知，两者之间不可能有任何关系；但是一旦画了这样一张图，将两种趋势放置于同一个坐标系中，仿佛就是在宣称“IE市场份额降低会导致谋杀率的降低”。类似的小实验在传播学领域很多。哈佛大学一个名叫Tyler Vigen的学生甚至出版过一本书叫作《伪相关》（Spurious Correlations），汇总了大量我们日常生活中因逻辑谬误而形成的错误信息推断，兼具趣味性和启发性，大家都应该读一读。
逻辑错误谁都会犯，毕竟人无完人。再谨慎的人也有走神的时候。需要留神的是刻意的、甚至是恶意的逻辑谬误，因为这是一种操纵。
在勃列日涅夫时期的苏联，大量的宣传画问世，这些宣传画有一个共同的主题：将勃列日涅夫的形象与代表苏联国家的符号紧密结合在一起。这种宣传的意图是很明显的，那就是要让苏联人形成一种思维：勃列日涅夫（个人）和苏联（国家）是一体的。这当然是一种人为制造的逻辑谬误：个人和国家怎么会是同一个逻辑范畴呢？但是两者之间“合一”的关系就这样被固化下来，进而带来“背叛勃列日涅夫就是背叛国家”的现实后果。
学过统计学入门、从事过社会科学研究的人都很清楚，因果关系是很难被证实的。你必须要把所有不相干的变量完全控制住，才能在你期望考察的自变量和因变量之间证明因果关系是否存在。而在错综复杂的社会生活中，“控制变量”何其困难？所以，在大多数时候我们只需要明确一个原则就可以了：如果某一种表达或某一套说辞直接告诉你某某导致了某某，那么你最好下意识地不去相信。
这样的例子太多了，不是吗？比如“极端女权导致了性别对立”，怎样去证明两者之间存在一对一的因果关系呢？可惜很多这样不堪一击的逻辑谬误，说话的人心里清楚，听话的人却往往愿意相信。
学习逻辑学，就可以了解到那些最常见的逻辑谬误是什么样的。
比如，幸存者偏误（survivorship bias）。简单来说，就是在陈述或讨论中过度关注在某些经历中幸存的人或事物，而忽略那些没有幸存（大部分时候也难以观察到）的人或事物。用大白话来说，就是“站着说话不腰疼”——你若不是生了病求医无门、吃了上顿没下顿的受困群众的一员，凭什么说处于这种生活中的人的物资很丰富、情绪很稳定呢？你只是一个幸存者。幸存者偏误对于个人来说是很容易出现的逻辑谬误，可一旦被体系性地使用来操纵讨论，后果堪忧，因为任何不幸的人“被代表”，其背后都是对一种苦难的漠视。
还有一种很值得我们留意的，是当下网络信息环境下十分常见的滑坡谬误（slippery slope）。滑坡谬误在形式上是一连串大型的、连锁反应式的错误因果推论。操纵者往往从单一信息出发，得出一连串的因果推论，但每一个环节都没有经验证据支持。由于“滑坡”效应存在，最终往往导出一个十分骇人听闻的“果”，以达到威胁、恫吓大众的目的。例如，我们从小到大总是会听到类似的说辞：“你不好好读书就考不上好大学，考不上好大学就找不到好工作，找不到好工作以后就是一个混混，混到最后成为社会败类。”这就是一种典型的滑坡谬误。从“不好好读书”就这么一路滑到“成为社会败类”上去。对此，我们现实生活中的例子太多，就不再赘举。
制造恐惧是征服人心最有效的手段，而大量逻辑谬误式的信息操纵的目标，就在于制造恐惧。原本没有因果关系的概念“被赋予”因果关系，无外就是要强调那个“果”有多么可怕。但这些“果”可能产生的令人恐惧的社会效应，基本都是被想象和塑造出来的，因为没有经验证据支持它们。请注意，我不是说这些“果”不会发生，而是说我们得出它“必然会发生”或者“有很大可能发生”的逻辑推断过程是错误的。一个负责任的现代公民应当具备基本的逻辑素养，不会把“可能性”等同于“合理性”，也充分尊重通过证据推演出判断的思维方式。大规模的信息操纵，总是会有意识地瞄准大众观念中的逻辑薄弱环节。
因此，应对逻辑谬误最好的方法，就是好好学一学逻辑学。如果我们的教育系统能够从基础教育阶段就推广、普及逻辑教育，那简直就将是功德无量的。
5、符号操纵
信息操纵的最后一种常见手段，也是最直接、最有效的手段，就是符号操纵。简单来说，就是通过控制信息传播的语言、图像、声音等符号元素，通过精心的编排调配和概念赋予，让信息呈现出自己所期待的意义。这几乎是一种十分粗暴的方法。很多时候，符号操纵甚至干脆就是赤裸裸地说谎。但是它的有效性却经过了历史的检验。历史令人失望地表明：对大众说谎很多时候不是什么大不了的事。
符号操纵最常用的领域，是制造个人崇拜。对希特勒本人的偶像化，是纳粹宣传最重要的策略，也是戈培尔的神来之笔。在纪录片《意志的胜利》中，导演莱尼·里芬斯塔尔（Leni Riefenstahl）为使用电影语言来打造领袖崇拜的手法，设立了至今仍难以超越的典范。影片一开场，出现的就是希特勒搭乘专机“从天而降”的场面，借助背景中大量出现的宗教隐喻（如教堂），以及希特勒形象出现时的光影和拍摄角度处理，他的形象被界定为带有神性的精神领袖。电影理论家Frank Tomasulo在他的宣传电影研究论著中说：“里芬斯塔尔镜头里的希特勒是一位名副其实的德意志弥赛亚。”
除广泛借用宗教意象外，里芬斯塔尔还大量使用了“儿童”这一元素。被健康、动感的德国儿童簇拥着的希特勒，无疑同时代表着“未来”和“父爱”。对儿童形象的利用，是纳粹宣传中最令人发指的部分，这种策略将人性中最美好、最单纯的情感转化为暴力工具。但这样的手段，也被证明为最有效的，因此“希特勒与孩子们在一起”成为贯穿纳粹宣传史的一个重要主题，频繁出现在电影、新闻图片和海报里。
在符号操纵中，直接说谎并不十分罕见，比如在我们正在经历的俄乌战争中，关于“泽连斯基已逃离基辅”的消息就曾反复出现，其中颇有一些是赤裸裸的谎言。在斯大林时期，对新闻图片进行“加工”是十分常见的操作。一张著名的、摄于1926年的五人合影，到了1941年竟神奇地变成“两人合影”；至1949年，则完全变成了斯大林独自站立的“个人肖像”。原因很简单：其余四人已经因被清洗而从所有新闻图片中被抹去了。
当然，随着极权主义被历史逐渐肃清，任何信息操纵者想要公开对大众说谎都要面对巨大的道德风险。但互联网平台高度灵活的“可编辑性”为这种行径提供了一些遮挡。如今，对于很多倾向鲜明的媒体和自媒体来说，先通过说谎完成舆论造势，再“根据事态进展”修改原有页面、提供“最新状况”成为常见的操作。这一方法尤其为许多致力于打信息差、通过搬运外文网站信息来控制信息的媒体所热衷。比如，某权威媒体机构曾在编译外国网站信息时提供了与原意截然相反的翻译，制造了轩然大波；但随后该媒体删除了自己发布的这则报道。这样的行为或许可以解释为“失误”，但是对于公信力比生命都重要的权威媒体来说，任何这样的失误都蕴藏着巨大的伦理危机。
技术的发展无疑让符号操纵变得更加容易了。即使是那种完全没有“原本”的深度造假（deep fake）信息，如今也已屡见不鲜。长远来看，越来越虚假的信息符号环境一定会破坏一般意义上的社会信任。连新闻都是假的，我们还能相信谁、相信什么呢？还是说“相信与否”已经变得不再重要，大家比烂就好？
在一个信息被高度操纵的世界里，我们会越来越难以分辨到底是谁在骗谁，进而陷入大规模人性滑坡。历史记载，至1943年时，整个德国社会已经陷入一种民众彼此高度不信任的状况，举报盛行，所有文艺创作都服务于纳粹杜撰的历史和现实，而那些被焚烧的书籍的作者，比如艾米尔·路德维希（Emil Ludwig），则被指责为“伪造历史的人”。《意志的胜利》登上最高的艺术殿堂，整个社会就像一场大型的假面舞会。
对于符号操纵，我们实在是防不胜防。我只能建议所有人：坚守底线，不要说谎。谎言重复多少遍也不会变成真理，戈培尔最终不还是遗臭万年了吗？往小了说，努力做一个诚实的人；往大了说，努力建设一个诚实的社会吧。
6、结语
我特别喜欢一部德国电影，名叫《再见列宁》。在影片中，东德青年Alex为了不让他笃信社会主义的母亲受到柏林墙倒塌、两德统一的刺激，而精心为她编织了一个卧室里的东德信息“小生态”。他跟朋友一起制作看上去相当拙劣的假新闻片给母亲看，营造西德人正在逃往东德、东德制度取得历史胜利的假象。而她的母亲，至死都愿意相信这一切都是真的，无论它们看上去多么不堪一击。
这是这部电影最触动我的地方：人究竟愿意为自己的“相信”付出多大代价。很多时候，也许是我们自己不愿意戳破那个包裹我们的过滤泡。我们害怕面对多变的世界，我们既敏感又脆弱，我们都是自己的先验的软弱的奴隶。
但是我们是无法永远逃避历史的。从来自新闻学的那种近乎原教旨主义的信念出发，我坚信“真实”与“诚实”拥有恒久的、不容讨论的价值。正是这种信念的存在，让我们活得像个堂堂正正的人，让我们无愧于内心、无愧于历史。
视觉：谭舒月 
发表于 2022-4-29 09:55:10